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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商轉型風向標_鞋業資訊_國內市場

2019-03-06 15:35:15
溫商轉型風向標_鞋業資訊_國內市場   特別關注溫州商人這個群體,緣于央視可能在明年春節期間播出一部片名為《溫商》的電視專題片。

“片子這個月已經開始在外地開拍了,不過還沒在溫州取景。”2006年6月27日,溫州市委宣傳部文化處的一位負責人向《商界名家》透露,“片子是一部反映溫州人的8集大型電視專題片,由中宣部和浙江省委宣傳部聯合溫州市委、中國作協和中國音像協會等部門聯合拍攝。片名暫定為《溫商》,明年春節期間會在中央電視臺播出。”據此人介紹,“省里對此很重視”,相關部門還于今年4月在溫州專門召開《溫商》劇本策劃、研討會。

專門為記錄某個地級城市的商人軌跡而如此“興師動眾”,在中國恐怕還是次。溫州商人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溫州模式”一度是中國民營經濟的代名詞,溫州商人在新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濟歷程中,充當了太多“”的角色。

如果說,關于“溫商”的成功詮釋有一千種版本,那么,在社會轉型的今天,關于“溫商”的未來則有一萬種可能。眼下的溫州商人無疑已從白手起家,以勇求勝的草民創業“蝶變”,不缺資金,不缺資源,不缺機會,完全成為一股可以在中國乃至國際市場呼風喚雨的商業勢力。

那么,溫商究竟還缺什么?

《商界名家》記者走進溫州,試圖感受溫商轉型真實的脈動。

“品牌溫州”已見胎動

《商界名家》記者穿行在溫州工業區中,映入眼簾多的就是各種工廠——皮鞋、服裝、打火機等。廠房不高,規模也不大,即使是在全國叫得很響亮的知名品牌的總部和廠房,也沒有之前想象中那種逼人的氣勢。而在溫州的老城區,則是另一番景象:房子甚至有些破敗,但是卻是異常密集,店鋪一家挨著一家,鱗次櫛比。

它是如此之小——的士費不會超過起步價10元,要到對岸的永嘉縣就要通過輪渡,但是這里卻讓很多人——懂商的,不懂商的都投以關注的目光。根據有關部門的粗略統計,目前溫州有中小企業30多萬家,占據了本地經濟主體的99.99%,在全國各地,有上百萬溫州人創辦企業3萬多家,個體工商戶37萬戶,在天南地北建起了40多萬個銷售網點,構筑了龐大的市場網絡。

“大部分溫州民企在原始積累階段也都是帶著血的。”在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并不只是一味替本地的民營企業說好話,但他也反復強調“溫州人特別能創業”的精神和能力,認為這才是溫州人身上寶貴的財富,也應是外界關注溫州商人的核心問題。“至于什么叫‘特別能創業’,這個你就慢慢體會吧。”

作為“中國成功的商人”,溫州商人在創業階段的確有很多共同的成長基因,代溫商大多文化程度不高,一開始也沒有雄厚的資金,雖也有人成為一閃而過的流星,但這個群體中的大部分始終保持著生機勃勃的發展勢頭。他們法寶何在?采訪中,有人笑稱:早些年,你今天在電視上看到外國時裝周上那些潮的時裝,用不了多久,在溫州市場上就會出現極其相似的款式,并隨之銷售到全國各地。他們的做法是:先委托國外的親戚在服裝節上以高價購得新產品,乘飛機帶回溫州,連夜拆開,從里子到面料,從領口到袖口,從口袋到門襟,一一解剖,然后將式樣圖交給大師傅做出樣板,交給裁剪部門。溫州人善于仿造,尤其是在他們的創業初期。不僅服裝如此,小到鈕扣、打火機,大到皮鞋、家具,他們都能如法炮制!

在溫州,幾乎沒有一家企業的商品是以大取勝的,不像寧波、杭州的一些集團,生產空調、冰箱甚至汽車,很多溫州企業家都不怕說自己的廠家很小。其中典型的是溫州生產的打火機,就是這個小小的打火機,溫州的企業把它在全球的市場份額做到了近90%,“小商品,大市場”正是早期“溫州模式”的精髓所在,在溫州不計其數的打火機企業中,這種“小”其實也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大”。

這種“小”也擺正了溫商競爭中的姿態——任何一項工序都是可以有利可圖,只是人們沒有認識到這種工序的規模化生產。溫州地處浙南,土質貧瘠,人均土地不足0.3畝,生存環境比較惡劣。正因如此,溫州人不自己為自己作主是不行的,溫州的許多老板都是出身于修鞋匠、裁縫、供銷員,對他們來說,求“小”起碼可以生存——這是一種生活邏輯。而且,在大部分溫州商人的意識里,“做老板”永遠比給人打工強,為了這個自己做老板的目的,他們可以幾代人擠在一起睡地板,“前店后廠”曾是許多溫州商人創業初期的真實寫照。

采訪中,很多人都會人云亦云地用“勤勞聰明、勇于吃苦”這樣的字眼評價溫州商人,這讓多年來一直研究溫州問題的馬津龍感到心事重重:“對溫州商人的評價,大眾媒體缺少用發展的眼光進行獨到、客觀的再認識,以上的那些說法代表了大部分溫州商人創業初期的一種狀態,但要研究今天的溫州商人,他們的個性已經更加分化,不是幾個詞語就能概括的。”馬是溫州大學教授、溫州經濟學會的會長,在《商界名家》記者面前,他不愿意把當今溫州商人的發展劃分為所謂的幾個階段,在他看來,溫州商人的發跡沒有外界所說的那么離奇,也不便戴上“中國當代民營經濟先行者”的帽子。

但在中國商人中,溫商無疑是經受市場洗禮多的群體。讓《商界名家》記者驚喜的是,由于較多地遭遇反傾銷的沖擊,品牌溫州已見胎動。

“去找周大虎吧!”聽說要采訪溫州本地注重品牌的民企,一位老板這樣向《商界名家》記者建議。從創業到現在,周大虎和他一手創辦的浙江大虎打火機有限公司一直被認為是典型的“溫州模式”代表。

“我這個人有一點,做什么都想做到。”話匣子從周大虎參加工作開始:上世紀70年代末,周大虎參加工作進入當地郵電部門,開始的工作是搬運郵包。“即使是這么個重復性的工作,我也不混日子,要做就做!”周大虎很快成為同期工人中早提干的一個。80年代末,他被調到局里為解決系統內家屬就業成立的服務公司,“既然讓我來做,我就想辦法讓下面的人拿到和正式工一樣的待遇!”他帶著幾百號人辦運輸公司、郵袋公司、包裝車間……在他的帶領下,這些職工的待遇絲毫不比正式職工少,而他卻因為是局里的“正式工”不多拿一分錢。“別人說我傻,我卻在肚子里對自己說,你們不懂!你們是浪費時間,我是在學東西!”

1991年,周大虎的妻子下崗,周家從外人眼里的“好家庭”(夫妻雙職工)一下子變成了“普通家庭”(夫妻單職工)。妻子下崗拿到了買斷的五千元安置費,周大虎看看周圍,覺得做打火機成本,他們把家里騰出一半,開始了家庭作坊式的打火機生產。1992年,在郵電局做中層干部的周大虎也辭職,他租下一個200多平方米的簡易廠房,招了100多個工人,正式創業。

就在他進入這個行業沒多久,溫州打火機市場開始異常火爆。1993年上半年,溫州的打火機廠從原先的一兩百家急速發展到3000家。“那時每家廠都有做不完的訂單,幾乎所有廠家都偷工減料,誰也不考慮質量和牌子。”周大虎告訴記者,當時有人背地里笑他笨,還當著他的面問:品牌多少錢一斤?你做的打火機比我一點也不多賣錢!

周大虎可不管這些,為了打造自身的品牌,他差點連家底都賠掉。果然,吃夠劣質產品苦頭的外國商人,開始在1993年下半年將目光盯住周大虎,訂單一下子多起來,一天5000多只的生產能力,卻能接到五六萬只的訂單。此時,原先的3000家打火機廠家,一夜之間倒閉了九成。到1994年,大部分溫州企業開始意識到產品質量和品牌的時候,“虎牌”打火機已經成為溫州市惟一的小商品知名品牌獲得相關部門免檢,并在海外市場迅速擴張。如今,周大虎的企業生產的金屬外殼的“虎牌”打火機,已經占到全球打火機市場90%的份額,并擊垮了日本、中國臺灣和香港三大打火機生產基地,使當地90%以上的廠家倒閉。

“說實話,我不是不想賺錢,是要慢慢賺錢。太看重眼前,將來會后悔!”周大虎晃動著手里的黑色打火機,頗有些自得。

但在10多年的創業中,讓周大虎感到后悔的事情也不少。

“后悔的事太多了!”說起這個,周大虎把雙手扣在一起,手里的香煙也掐滅了。“從創業到今天,公司和廠房已經搬了四次。”他回憶說,“換個新廠房是在1994年,當時溫州的土地還不緊張,當時沒有下決心一次投入做個有規模的廠房,很快就后悔了。”后來,他又換了第二次廠房,“那次遇到銀行貸款困難,沒有咬咬牙做個更大的廠房,過不了多久又開始后悔!”如今,坐在200多平米的辦公室里,周大虎又開始后悔現在的廠房不夠大,“可是現在溫州的土地太緊張了,我真是后悔死了。”

更讓他感到后悔的事情是商標,在周大虎看來,品牌就是企業的命根子。美、日、韓等國外廠商曾找到周大虎,要他的工廠作為他們100%的定牌生產廠家,周大虎堅決地拒絕了。“不管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我必須保證70%的產品打自己的“虎牌”商標。”

1997年,隨著虎牌打火機在國外市場越來越有影響,周大虎開始著手在一些主要的貿易往來國家注冊我的虎牌商標,對貿易往來比較少的國家,考慮到這么多國家全部注冊會是一筆不小的費用,他就決定緩兩年再注冊。

“當時這一猶豫就失算了!現在晚了!”周大虎痛心地回憶說,虎牌打火機的商標在一些國家很快被搶注,而在美國、澳大利亞、西班牙和韓國這四個國家,該商標早就有人注冊,其中有的還是“虎牌”在該國的經銷商!

對于要把“虎牌”做成打火機世界品牌的周大虎來說,這是個沉重的打擊。

亡羊補牢。周大虎首先把虎牌在一些市場空白國家趕緊注冊,就連一些戰亂國家也不放過,他相信,那里也總有貿易暢通一天。目前,周大虎已經在全球上百個國家注冊了“虎牌”,“費用肯定不少花,但心里不那么慌了。”而他的下一步是,即使在品牌被搶注的國家,自己也要把失去的東西奪回來,“大不了就是花大價錢!”

目前,雖然周大虎的“虎牌”打火機已在海內外市場有了一定的名氣,但周大虎自己認為它離真正的世界品牌還有一段距離。周坦陳,這幾年他的壓力越來越大:多年來,自己一直靠著事事比別人快半步才有今天的成功:他提出“質量”的時候,別人忙著賺快錢;他提出“品牌”的時候,別人忙著做貼牌;他提出國際意識的時候,別人還在為成本計較……“但到了1995年,當打火機行業提出‘學虎牌、趕虎牌’的時候,我知道:這次大家都醒過來了!壓力一下子就增加了許多。”

在溫州,能和打火機一樣可以代表“溫州制造”的,還有本地生產的鞋子。這里是名副其實的“中國鞋都”,生產總量占到全球市場的1/4,在當地,大大小小的制鞋企業有7000多家,其中技術高、牌子響的龍頭企業就有幾十家。如今,在這樣一個競爭慘烈的地方,要想成功地“走出去”,沒有品牌幾乎寸步難行。

至今,溫州的制鞋人都不會忘記1987年發生在杭州武林廣場的“火燒溫州鞋”事件。那一年的8月8日,5000多雙從各地查抄來的劣質溫州鞋堆積如山,被憤怒的消費者一把大火化為灰燼。隨后的一段時間,“溫州鞋”逐漸成了“紙板鞋”、“禮拜鞋”的代名詞,一場“抵制溫州鞋”的運動迅速波及全國。

當時,正在湖北鄂州商場租賃柜臺賣鞋的溫州青年王振滔也被趕出商場,價值20萬元的鞋子全部被當地工商部門沒收。他沒有怨天尤人,反而次意識到在市場經濟中不講信譽的惡果。他決定自己做鞋——做人見人愛的溫州鞋。

1988年3月,王振滔用籌集到的3萬元資金買了一臺制鞋機,請了幾個手工藝不錯的制鞋師傅,開始了創業。幾個月后,他帶著自己生產的皮鞋重返湖北市場,并在商場打出這樣的告示:奧康皮鞋經久耐穿,六個月內出現質量問題,以一賠二!此事被當地媒體報道后,奧康一夜成名。

1999年春,在杭州市郊中村,王振滔當著有關領導的面,將從全國收繳的2000雙假冒奧康鞋付之一炬,為溫州鞋正名,為了這把火,奧康等了12年,這把火也把奧康這個牌子燒遍了全國;2001年,王振滔又把“溫州制造”的大旗插到了有“中華商業街”之稱的上海南京路;2003年,新奧康“換標”后高調亮相,在王振滔的眼里,他要把奧康變成“有親和力、主見、領導潮流并有國際視野”的全球品牌。

王振滔對員工講過這樣一句話:要想被人記住,就一定要做。家推廣“廠商聯營”、家中國皮鞋專賣店、家與全球知名鞋業品牌GEOX合作的中國企業……除此之外,奧康還投入巨資建立奧康國際品牌產業園、聘請國際設計師、在國際市場頻頻獲得大單,這些都在傳達一個共同的信息——奧康要做“世界鞋王”!

在溫州采訪期間,周大虎和王振滔這樣的“品牌溫商”給《商界名家》記者的震撼在于:今天已經覺醒的一批溫州商人,一旦把品牌和質量定位于全球市場的制高點,由此迸發的市場智慧和動力就無法阻擋。

溫州“財富二代”漸露鋒芒

對大多數溫州企業家來說,企業的家族式管理也已經成為他們關心困惑的問題之一。在今天的溫州,企業家族體系的桎梏依然明顯,記者在采訪期間依然可以聽到這樣的說法——企業一般只在技術等方面大規模引進人才,在人事、財務方面依然由自己家族的人來執掌。集團聘請的副總經理無權簽報銷單,而老板的司機卻可以——因為這個司機是老板的親戚!

此前,溫州柳市的4家大型家族企業,基于自身發展需要,力圖改變家族式管理卻全部失敗。其中一家實行法人輪流做,企業因控制權問題失去大好發展時機;一家想一舉撤掉家族制引起股東集體跳槽,企業資金被抽空;一家請來外面的職業經理人,由于家族阻礙,經理人無法貫徹理念,于是該經理人急著發文宣布50歲以上的人退位,結果逼急了企業老板的父親和一些關鍵人物,第二大股東撤資去上海發展,該職業經理人也不得不黯然離開。

在大多數溫州企業內部,現代企業的一些運作規范已經被溫商們接受,一些老板開始參加各種深造。周德文也告訴記者,現在和溫州老板談話的感覺和十年前就是不同。但隨著溫商第二代的成長,另一種矛盾心理開始在他們的父輩身上出現:他們對下一代投入多的金錢和熱情,希望下一代接受的教育,希望他們進入政府機關,并不愿他們像父輩一樣打天下,而另一面他們又急需別人來認可自己的民營經濟模式。從某種角度來說,溫州商人不選擇子女作為家業的接班人,實屬無奈之舉。從深層次來說,他們還是希望子女能“繼承大業、堪當重任”。一些企業家很早就開始了對接班人予以各種形式的培養。溫商在培養接班人過程中表現出的慎重,不僅是對家族財產的負責,更是對社會財富的負責。

在中國電器之都——溫州柳市,興樂集團董事長虞一杰是當地的名人,今年65歲的虞老爺子讓人津津樂道的不是50歲創業,而是成功地把權杖交給了兒子虞文品。2005年,由虞文品執掌的浙江興樂集團殺進了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位列中國成長企業百強的第7位,躋身中國電線電纜行業三甲。

  1991年,50歲的虞一杰從官場辭職,聯合兄弟四人投巨資建起樂清市個高起點、高投入的綜合型電纜廠。開始,四兄弟齊心協力,當年就生產出條電力電纜,兩年時間就能夠生產800對以上的通信電纜。

但隨著企業做大,問題也來了。

親兄弟明賬目,老虞當時并不這么想:“我是家里的老大,我雖不立董事長、廠長,但我說話還是要聽的。”結果企業內部還是出現嚴重分歧,無奈企業一分為二,虞一杰和其中一個兄弟到柳市重新籌建興樂電纜公司,后來,兄弟倆又一分為二。這時,虞一杰才恍然大悟:不是兄弟變了,而是沒有按照經濟規律辦企業,沒有按公司法去運行。這段苦澀的歷程讓虞一杰感慨萬千。那時,崇尚踏實做事的虞一杰為了安心搞生產,少與有關部門打交道,干脆把企業藏在本地一家集團旗下,甚至沒有申請過商標,沒宣傳過品牌。

到2001年,60歲的虞一杰開始考慮企業的接班問題。這個問題一度使他感到苦惱:三個兒子,老大是搞技術的料,老二在樂清柳市電信局當副局長,老三學的是工程建筑——老二適合接班。可老二虞文品此時正在仕途上春風得志,怎肯下海呢!別說兒子不想,兒媳婦也堅決不同意。老虞自己說不通,就通過兒子身邊的同學好友,甚至向樂清市副市長做工作:“你們要是說通文品來,我就擺檔的酒來請客。”經過大量思想工作,終于說通了兒子。

雖說虞文品一過來就掛了總裁的名,但公司還是董事長虞一杰全面主持,虞文品僅僅分管企業形象、協調宣傳的工作。虞一杰擔心:“兒子雖在國企當過領導,但那是官商啊,到底行不行,開始還真吃不準。”

當時,虞文品正在上海大學讀MBA,他試圖尋找家族企業與現代企業制度的契合點,使企業向現代化企業管理轉變。這個轉變,對虞文品來說,不亞于打一場戰爭。由于興樂的工作重心一直注重生產,企業管理工作相對滯后,人們已經習慣以前的方式了,想轉變談何容易。白天大家都忙,虞文品就幾乎都是每天晚上9點鐘以后找中層人員談心,一個一個談,統一思想統一認識。有了這個基礎之后,他還調整組織機構,實行分級管理,成立了黨支部、團支部、工會,特別進行了營銷隊伍的建設和行為標準。

這一戰打了兩年,企業捧回了市文明單位的稱號、捧回了市現代企業制度創新示范單位、捧回了省誠信示范企業、捧回了國家免檢產品……這次老虞服了。2004年5月,虞一杰代表董事會宣布:從今天起,興樂所有公司、企業,均按照公司法的經營管理運作,董事長退出企業經營管理。

在那次董事會宣布把權杖交給虞文品時,當時虞文品沒有意見,過后他私下對父親說:“你真的動起真格了?這么大的擔子,我怎么挑得起來?”虞一杰說:“沒關系,開始我還是會協助你。”從此以后老虞還真的當起了助理,全力配合兒子的工作。

在黃山的那個年產值20個億的項目,老虞在項目書上出現的是項目經理,黃山市政府有關領導搞不懂了:“這是什么意思?你是集團董事長,怎么寫上項目經理?”意思是你一個董事長的架子放得下嗎?虞一杰回答說:“這就是溫州模式,文品是總裁,他全面負責,我對項目的技術有把握,做這個項目經理不合適嗎?”

在內部管理上,虞一杰的原則是:把自己擺在顧問的位置上,不越權。“但有時候,我心里也有不平衡,我什么事都向你打招呼,你很少向我講,但是想想也想開了,這本來都是他的事,沒有必要向我講啊。”老虞笑道。

虞文品正式接班后,始終堅持高端路線,興樂先后投入逾2000萬元引進幾十臺國際頂級的數控式高速生產設備系統,提出了引進總投資超3億元的世界頂尖項目;集團每年提取專門資金投入新產品開發,專門成立技術開發中心;建立的信息化系統成了“溫州市信息化示范單位”。堅持高端給興樂的崛起提供了無限商機:上海F1國際賽車場、上海東海跨海大橋、上海地鐵9號線、廣州白云機場等工程都有興樂產品。此外,興樂還在江西、內蒙古等地兼并了十多家電線電纜企業。

集團的品牌運作是虞文品的又一場戰役。2003年,他一擲千金,承辦了“興樂電纜”杯2003年第三屆中國電視藝術“雙十佳”活動,這個活動遭到了董事會的異議,連虞一杰也說:“我到是違心地讓步。”但半年活動結束后,原來電纜是“南大”,此后叫響的是“興樂”。

在這個理念之下,虞文品把所有的組成環節都打上了文化烙印,每年按銷售額的一定比例提取經費專用于企業文化建設。對虞文品的這些動作,老虞一直頗有微詞:“他原來就是搞宣傳策劃、搞共青團工作出身,喜歡攝影、搞文化活動,他就喜歡搞這種虛的東西。”但不管老虞喜歡不喜歡,企業品牌在上升、職工凝聚力在增強、小虞的“務虛”確實產生了效應。虞一杰曾對兒子提出今后工作的五條意見和希望,其中一句就是:“多務實,少務虛,實虛結合。”虞文品知道,這句話是父親專門講給他聽的。

采訪中,“子女留洋”成為溫商接班人培養方式的首選。他們潛意識中感覺到,只有讓子女受到教育,才能有望和他們比肩甚至是超越。康奈老總鄭秀康把兒子鄭萊毅送到英國留學,鄭萊毅回國后,即刻成為鄭秀康的左右手,屢屢有獨到的見解和手筆;正泰董事長南存輝也把三個子女送到美國學習,他曾表示:“兒子大學畢業后,只要有能力就讓他上,沒能力就不讓他上。但必須和其他員工一樣,從基層做起,嚴格考核。”

在浙江大虎公司,為了讓兒子更好地接班,2004年底,周大虎甚至把獨生子周冠宇的名字改成了周小虎。周小虎是2004年6月從加拿大留學回國的,之后便進入了父親創辦和經營的打火機企業。在公司生產部、行政部、銷售部等部門工作后,目前,周冠宇名片上印的是“大虎打火機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周小虎”,“別人一看就知道是我周大虎的兒子”周大虎希望通過此舉讓兒子對“虎牌”更有使命感。“我常對兒子說,企業的品牌,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現在它也是以你的名字命名的。”周大虎似乎對兒子還比較滿意,“他能說很流利的外語,懂得比我多多了。”

從“土財主”到“資本家”蛻變

2006年7月6日,香港《南華早報》作者馬可·奧尼爾以驚嘆的口吻寫道:“700萬溫州人在中國創造了一個獨特的商業模式,生產出巨大的私人財富,他們正不斷在海內外尋找新的投資機會……隨著溫州商人正在失去制造業方面的優勢,對外投資已經成為必然趨勢。”文章還舉出了很多溫州老板在海外投資賺錢的例子,作者評價說,當中國打開國門時,他們(溫州商人)總能快抓住機遇。

在過去20年,溫州民企憑借“拎著一麻袋錢就開始獨立創業”的精神,造就了“中國民企之都”。如果說民營企業家在資本原始積累期大多扮演的是“土財主”的角色,那么現在已經到了不得不要從“土財主”到“資本家”的蛻變期。面對產業升級和競爭壓力,越來越多的溫州企業開始考慮資本的力量。

近年來,真正讓溫州民資成為全國關注焦點緣于“溫州購房團”的出現。當這個自2001年起步,據估計規模約有1500億元之巨的“購房大軍”游走于內地大大小小的城市的時候,溫州民資的知名度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膨脹。溫州本土經濟學者張一力曾援引數據描述了“炒房團”的實力:2天之內,“炒房團”可籌集到1.6億元的現金。

資料顯示,2005年9月,溫州市有3130億元的流動資金。20年來,溫州人已成了一種符號,民間甚至流傳這樣一句話:要想知道什么是熱門、賺錢的行業,就看溫州人在干什么。資本追逐利益的天性驅趕著溫州人在資本市場頻頻出手,一時間,“炒房團”、“炒煤團”、“炒棉團”、“炒電團”、“炒車團”、“炒油團”都和溫州人扯上了關系。

總之,錢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出溫州。據了解,自2004年2月以來,溫州全市存款余額每月遞減20億元左右。這不僅打破了連續10年來溫州存款余額月月上升的紀錄,也是波及整個浙江的“存款銳減潮”中下滑厲害的地區,遠超寧紹和浙北。“溫州人喜歡投資看得見摸得著的項目,在以前,股市、公共建設等項目他們是根本不會考慮的,今年政府加強了地產調控,才有部分資金‘不得已’進入股市。”一位溫州老板這樣告訴《商界名家》記者。

事實上,和中國所有白手起家的創業者一樣,溫州人在創業初期面臨的融資困境是一樣的。1984年9月,溫州蒼南出現了新中國建立后大陸家私人掛牌的錢莊,一時間,這種或明或暗的錢莊成為溫州商人融資的主要方式,與此同時,本地流傳千年的“民間集會”也繼續流行:如果你急需錢,可以出面邀會,請友人、親戚、朋友、同鄉參加,若需用10萬元,而邀到了20個人,那么個月20個人每人出5000元,湊夠10萬元給你。其后拈鬮決定誰先誰后取得“會金”——沒有利息,完全是一種互助。

這種獨特的融資方式把不少溫州人推上了老板的位置,但到了1987年冬天,極度病態的“抬會”體系發生集體雪崩,成千上萬的討債者瘋了似的沖向會主的家,據報道,短短3個月里,溫州全市有63人自殺,200多人潛逃,近1000人被非法關押,8萬多戶家庭負債累累,傾家蕩產。

1986年11月1日,溫州商人楊嘉興等8人集資31.8萬元,創辦全國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6天后,東風家具廠廠長蘇方中創辦了家由私人獨資控股的城市信用社。一股民間力量創辦金融機構的浪潮從溫州開始悄然興起,那時,溫州曾出現過五花八門的金融機構——農委批的農村合作基金會,體改辦批的民融服務社,還有資金調劑服務社、經濟服務部、融資辦事處。由于先天的和體制監管上的種種問題,擠兌風、逃債風、卷款風頻吹。

近年來,溫州行業內的整合和民間資本的自發合作開始出現:同行業的多家企業自發聯盟,統一品牌經營,統一市場服務,統一興建生產基地,聯手進行技術攻關……到2004年6月16日,中國的民營財團——中瑞財團控股公司在溫州市發展大廈17樓正式掛牌運營,將溫州民間資本的整合推向了高潮。同年11月8日,中瑞財團在溫州江濱路造船廠的土地拍賣會上,以15.3333億元奪標,比7.7億元的招標起始價高出了近1倍,這意味著此地塊上的“中瑞·曼哈頓”項目的成本至少在12000元/平方米以上。

中瑞曾與當地政府約定:首期25%款項2005年1月6日繳納,5月8日再繳納總款項的25%,其余50%在9月8日付清。但就在第二次付款日到來之時,中瑞并未能如期支付,后經溫州某領導批示,繳款時間延期至7月8日。然而,2005年11月,溫州市公布的20家拖欠政府地價款開發商名單中,中瑞仍赫然在列。

《商界名家》記者在溫州采訪期間,專程前往位于甌江南岸的“中瑞·曼哈頓”工地,施工現場只有十來臺土黃色的打樁機和二十多名工人,據一位工人介紹,這里開工剛剛兩個月,他甚至不知道這里將來要蓋的就是“中瑞·曼哈頓”的臨海“空中花園”。采訪溫州本地的企業家,他們也大多對中瑞財團的話題欲言又止。

2005年12月16日,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組織溫州本地的50多家會員企業來到北京,對本地產權交易所的180多個北京國有資產和高新技術項目進行投資考察,在這場被多家媒體報道為“溫州民企進京炒國企”的考察過后,周德文和他帶領的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一下子接到了來自山東、湖北等多家縣級以上政府的盛情邀請,希望溫州民企去當地考察投資。“溫州人手里的錢肯定不會閑著,”周德文向《商界名家》分析說,此番進京嘗試也許是溫州民間資本的一個新出路。

民間行會打拼成“新勢力”

外地來浙江招商,往往指明只要溫州人——在他們看來,有了溫州人就意味著好辦事。這是溫州人抱團使然——沒有外界稱之為的“抱團”的特殊文化,溫州也就沒有今天人們對其嘆為觀止的表現。但在現代溫商發展的20多年里,似乎又不能僅僅用“抱團”來解釋溫商內部的特殊文化,這種“抱團”的背后其實緣于兩種動力:一種是生存,另外一種就是商業利益。

而要把這樣的“抱團”真正的根源找到,必須要從溫州的移民文化中尋找。三國時期,溫州曾是吳國的流放之地。南宋以來,溫州大量人員移入遷出。據史書記載,溫州歷代取得殿試資格者,祖籍南方者占六成,祖籍北方者占三成,而真正屬本地籍者尚不足一成——這是一個移民文化相當重的城市。移民要在一個新的地方生存,必然要有一種“家族”形成,依靠這樣的一種不可斷流的血液的溝通才能夠保持他們的生存。

而各地的溫州商人通過各種行業協會和商會將這種抱團關系進一步強化。目前,溫州市的異地商會已經達到100多家,在溫州本地,市級行業商會(協會)也達到100多家,超過溫州市社團總數的1/3。這些自主、自治,日益龐大的民間組織影響力越來越大,正在成為中國市場化進程中的一個標志性的事件——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第三方力量開始嶄露頭角。

2002年6月,溫州打火機企業接到了歐盟針對中國打火機的反傾銷立案調查,周大虎帶領溫州煙具協會打官司并終勝訴。這是中國加入WTO后應對歐盟反傾銷訴訟的首次勝利,也是地方民間行業協會組織中小企業小產品反傾銷勝訴的案,自此,溫州行業協會開始為世人關注。

說到在溫州企業界影響的“社會活動家”和社團組織,則要數周德文和他創辦的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

在溫州醫學院圖書館三樓,周德文的辦公室擺滿了作為一個社會活動家應有的一切:名人字畫、報紙雜志、辦公設備、榮譽獎杯、大紅的請柬……在溫州,他被冠以“溫州模式代言人”。目前,他看重的身份和頭銜有: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溫州市人大代表、民進溫州市委副主任,當然,他名片上的稱謂還遠遠不止這些,“有29個縣級以上政府邀請我做顧問,都沒列出來。”45歲的周德文這樣對《商界名家》記者說。

1983年,22歲的浙西江山人周德文從嘉興學院畢業后,來到私營經濟剛剛起步的溫州。他先是到溫州干校做了一名經濟學老師,后來又參與了溫州大學的籌辦。教學之余,他發起成立了溫州市個青年學術社團——溫州市青年經濟與管理科學協會。

在溫州大學教書期間,周德文認識了當年赫赫有名的電器大王鄭元忠,兩人很快成為好友。1993年,鄭元忠改行辦服裝廠,盛邀周德文出任剛籌建中的中外合資溫州威麗斯服裝有限公司(莊吉集團前身)總經理。而就在周德文以一個學者型企業家身份在企業十年耕耘并在社會上越來越有影響的時候,出乎所有人的意外,周德文又悄然轉換了角色。

1999年,周德文把溫州的中小企業以及關心中小企業成長的各級領導、經濟學者、金融家集中起來,成立了全國首家以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為己任的社會團體——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按照誰主張誰主事的溫州傳統,周德文毫無爭議地當上了促進會的會長。

定位于“橋梁和紐帶”功能,充分發揮自身的服務職能,是周德文領導的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廣為人們認可的原因。在溫州,無論是為黨委、政府參政議政、建言獻策,還是為普通百姓維權“伸冤”,無論是給內地政府的經濟合作、招商引資項目牽線搭橋,還是給促進會的會員企業排憂解難,都可以看到周德文的影子。他甚至被媒體稱為“溫州忙的人”。

“媒體這樣稱呼我,不知道市長會不會生氣。”周德文一邊笑著一邊忙著接聽手里不時響起的電話,而此刻他的辦公室外,來自山東一家地方政府的招商官員一直在等待周的“接見”。

近年來,他代表溫州人的形象,多次出現在全國到地方的各種場合,從中央電視臺、人民日報到全國各地媒介中“露臉”,在人們眼里,他已成為“溫州的社會活動家”。“我的目的就是讓世界聽一聽溫州的聲音。”周德文更愿意把自己定位成一個傳播者——溫州精神的傳播者。

目前,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有下屬會員600多家,隨著近兩年促進會的知名度急劇提升,周德文相信,到今年年底,會員就會突破1000家。現在,周在促進會主要的工作重點就是為會員企業提供融資渠道,尋找更多商機。

2000年,周德文利用自己逐漸提高的社會地位,向溫州市政府進言建立溫州中小企業融資擔保體系,經過與政府多次溝通,當年,溫州市政府向周德文的企業促進會象征性地投入了300萬元的啟動資金,在此基礎上,他很快聯合幾家會員企業成立了兩家擔保公司。“現在,溫州有32家擔保機構,有25億元左右的擔保規模,而這些資金全部來自企業。”說到這里,周德文頗為興奮。

作為中國資本為活躍的地區之一,溫州歷來是各家銀行的必爭之地,目前,除了光大銀行之外,中國所有內資銀行全部在溫州設立了分行,僅去年一年,溫州銀行系統向上級銀行上繳利潤就達到55億元。周德文進一步分析說,這么龐大的利潤數字,在溫州之外的城市是很難見到的。

而作為與銀行建立聯系的步,周德文會邀請每個銀行溫州分行的行長擔任促進會的副會長,而各家銀行信貸部的負責人,只要是新上任,也都會在時間拜訪周德文。“有了融資擔保體系,銀行不用擔心會員企業還不上錢,企業的信用體系也能繼續保持暢通。”周德文更愿意把促進會看作是一個載體,通過它,可以組織溫州本地的企業就經濟、行政、法律、企管、財會等方面的內容進行探討;聘請溫州、浙江有影響力的學者為內地到溫州交流、掛職的干部做專題演講——他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打造高素質的溫州企業家群體,全面展示溫州的形象。

作為會長,周德文積極地為活躍而又發達的溫州民間金融尋找出路,呼吁國家加快金融體制改革,引導民間金融走上正途。他經常性地組織溫州企業家到全國、乃至全球,取經學習,組織內地企業到溫州交流,洽談。“很多省市的地方政府盛情邀請我帶領會員去本地考察,都蓋的是市委市政府的章子。”周德文向《商界名家》記者表示,因為這樣的邀請實在太多,他只能是有選擇地去。目前,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每年組織2-3批會員去海外考察,組織幾次國內市場考察,參加一些展會和招商會,“一些外國政府點名要我到他們那里考察投資環境,不通過溫州政府,而是直接把邀請函寄到促進會。”說著,他拿出幾張這樣的邀請函給記者看。

“有人說我們這里是溫州第二經貿委,那不敢當,畢竟我們只是一家民間組織。”但隨著促進會名聲越來越大,也給周德文帶來了不少“麻煩”:“每年來溫州考察‘溫州模式’的各地官員不下千批次,本地政府接待不過來,就送到我們促進會來。”很多時候,周德文的時間是在陪同各地官員、介紹“溫州模式”中度過的。當然,他也承認這種“麻煩”給他的會員企業帶來了更多的市場信息,“算是有失有得”。

企業促進會的另一個主要職能是為會員企業“維權”。

2004年3月17日,周德文開浙江之先河,在全國首推以個人名義命名的“周德文人大代表工作室”,創造了一個人大代表行使代表權力的新平臺。在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他也充分利用自己人大代表的身份,為溫州企業排憂解難;為溫州地方社會經濟的發展獻言獻策。

2005年8月22日,促進會接到了會員企業甌海郭溪宏錦利皮鞋廠的求救報告,稱該企業在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中多次遭社會閑雜人員打砸,造成企業無法正常生產,并蒙受了很大的損失。接到報告后,促進會在時間派專人前往調查,發現該企業反映的情況屬實。隨后,促進會又在短的時間內向溫州市甌海公安分局打了“維權”報告,促成了問題的徹底解決。

2005年,周所在的促進會發了近30個會員企業的正式維權函件,周德文稱之為“紅頭文件”。“發‘紅頭文件’的原因是因為企業的事情比較棘手,不是可以憑個人的影響,靠一個、兩個電話就能解決的,必須依靠我們促進會的整體影響才能夠解決問題。”周德文有著更深一層的考慮,“同時,‘紅頭文件’又是一種制度化的象征,我促進會可以通過這樣一個形式,與政府各職能部門協調好關系,進一步樹立促進會的形象,擴大促進會的影響力。”

然而,這只是促進會和周德文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如何從制度層面切實促進溫州中小企業的發展問題,一直是周德文致力追求的。他曾把溫州的民間力量比喻成浩蕩的江水,“水多了才好行船!”

呼喚創新提速

曾經,溫州是赫赫有名的中國民營之都,溫州經濟是中國民營經濟的風向標,溫州商人是中國民營經濟隊伍中強勢力量。而近幾年,這種光環有所減弱,溫商原有的光輝形象也不斷被肢解、淡化。

在溫州本地,《商界名家》記者特別注意到溫商普遍的成長焦慮。

這種焦慮首先表現在大部分溫州企業正遭遇嚴重的發展瓶頸。一項數據表明:目前溫州大量小企業的營業規模在幾千萬元徘徊,已經形成了5000萬元的瓶頸,還有部分企業發展到2-3億元的規模,但再也做不大。目前,在溫州30多萬家企業中,突破10億元的企業只有20家左右,超過百億元的企業一直是正泰、德力西、天正等幾家企業。

是溫州商人沒錢么?不是。是溫州商人市場意識不強?似乎也不是。是企業管理有問題?不排除有這個原因,但這也不應成為一些優秀的企業沖破“天花板”的障礙。于是,更多的人開始相信,目前“溫州模式”遇到的問題不是“私人產品”的生產問題或者所謂技術創新的問題,而是“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問題,是政府體制的改革和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創新滯后的問題。溫州曾有過20多年前利率改革的一馬當先,但時至今日,溫州沒有一家真正意義上的民間銀行;溫州曾有過十幾年前王均瑤“膽大包天”的驚世駭俗,但均瑤集團進一步參股航空公司卻是在武漢;溫州民間資本在全國范圍內橫沖直撞,但在溫州本市的80多個行業中,只有一半允許民營企業進入。馬津龍也曾向《商界名家》記者坦陳,溫州地方政府和中國其他地方的政府沒有明顯不同,本地政府的制度改革與溫州商人的創新沖動總是存在一個時間上的滯后,他相信,未來幾年,這種落差會更加明顯。

溫州本地的行業布局、溫州的民營資本在經過20年的發展積累后,正面臨著一個轉型的關口:由第三產業向重工業轉變,由勞動密集型向知識密集型、資本密集型轉變;原來的小企業做大后,開始試水資本運營。由于溫州、浙江乃至長江三角洲都還是產品制造中心,這種中心對外經濟依賴性強。如果能向上游的裝備工業擴張,利潤空間就大多了。浙江政府似乎正在為這種轉型做政策上的支持。2005年12月9日,浙江省政府常務會議原則上通過了《浙江省人民政府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實施意見(送審稿)》。外部體制環境的向好及新一波產權投資的機會,或許為陷入整合困境的溫州民間資本提供一個制度性的出口。

不習慣等的溫商不少陸續選擇出走,或將廠遷出溫州,或將新廠設在異地,有的干脆走出國門,一個個成為遠在他鄉經商的溫州人。根據溫州市統計局的調查顯示,溫州外遷企業中“有名有姓”者就多達上千,一定程度上,溫州企業外遷和資本外流的趨勢,已經不僅僅是打企業的“孔雀東南飛”,中下企業也“麻雀東南飛”。擺在溫州商人面前的機會和困惑時時在提醒他們:下一步怎么走,已經不再是某一個企業或個人的問題。

連續幾年來,溫州的GDP增長速度不斷下滑,在浙江省排名靠后,與此相比,同在東部沿海地區又經常被拿來和溫州做比較的蘇州,近年來GDP增速卻始終保持了強勁的增長勢頭。盡管強化“GDP沖動”的“溫州模式”仍飽受爭議,但其增長模式無疑為溫州提供了一個可以借鑒的對象。

從溫州回來的前一天,記者特意乘坐了一回輪渡過江。正是傍晚時分,一場疾雨挾海風撲面而來,明明是盛夏季節,卻反而有些秋天的味道。也許是汛期快要來臨,甌江水看上去有些混濁——當然,今天的江水已經不是昨天的江水,今天的溫商也不是20年前的溫商,不變的,大概就是甌江水一直奔流到海的氣勢:前推后涌,浪花迭起。碧凯保妇康栓生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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